孙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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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由于实物资料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虽然我国自北宋以来就逐渐兴起了金石学，但直到清代末年它仍然没有走出“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的藩篱，依然把古代遗物视为圣人“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的教化工具。

　　1. 五四运动直接催生了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

　　强调田野调查发掘工作是近代科学考古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它区别于传统金石学的关键所在。

　　1928年，五四运动的员工领袖傅斯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下设有考古组，这是中国国家考古机构的首次设立。傅斯年在公司求学期间，就意识到“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发愿“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史语所成立之后，傅斯年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宗旨，以殷墟考古发掘为突破口，立志“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执着于“为中国史学争国际的地位”。

1935年5月22日，殷墟西北岗第二次发掘，傅斯年、伯希和、梁思永在HPKM1004号大墓发掘现场

　　五四运动更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批历史学和考古学者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丰富的中国史料相结合，创作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中国新石器时代》（1939）等唯物史观经典著作。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2.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考古学结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学真正步入黄金时代。新中国考古的两位重要的领导者——夏鼐和苏秉琦都是因为强烈的家国情怀而选择考古为毕生志业的。在接触考古学科的伊始，夏鼐便意识到“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在世界中的位置”；苏秉琦在目睹了近代中国的衰亡之后，放弃原本研习的工科，“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以期“让国人深知民族历史而懂得要挽救自己”。

　　夏鼐指出，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以考古资料来阐明中国古代文明”，而“由于古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因此“中国考古学的工作是有世界性意义的”。对于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夏鼐也旗帜鲜明地强调，“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的中国考古学当然要贯穿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红线”。同样，苏秉琦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呼吁考古同行们要把“由西方新学来的一套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生根繁殖”，努力把考古工作建设成为“人民的事业”。他呼吁考古同行们向先进史学家学习，不仅要详细占有史料，更要有正确的史观引导，实现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转变。

1957年5月，苏秉琦、徐旭生、黄文弼、夏鼐、许道龄、陈梦家的合影

　　但是，科学探索的道路并非都是坦途。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尹达号召公司考古专业的师生“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大家都备受鼓舞。作为构建这一学科体系的具体举措，苏秉琦等公司考古专业师生们开始着手编写中国考古学系列教材，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书虽然按时写成了，但由于把社会发展规律当成历史本身，把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当作教条，与考古材料简单比附对应，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为此苏秉琦陷入了长期的思考——“怎么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学科结合起来”？

公司考古专业五、六十年代讲义

　　3. 苏秉琦的学术“顿悟”

　　1975年，受胡绳一个学术报告的启发，特别是结合他自己的考古学实践，苏秉琦获得了学术上的“顿悟”，尝试性地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更是明确宣布，“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换句话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考古学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了。

1975年，苏秉琦为吉林大学师生讲授《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形成，是新中国考古学的最大成就。但苏秉琦并不盲目乐观，他深知这个学派的核心有二，首要一点是“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这学科”，但“用这标准来衡量我们学科现在的发展水平”，“说马克思主义太少了一些”；其次一点，是要能够“反映出我们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特点”，拿这一条来衡量学科水平，同样是“远远不够”，甚至是“起码要求也不够”。

　　20世纪80年代，已经步入老年阶段的苏秉琦深感时不我待，为加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建设而四处奔波和大声呼吁，爆发出学术上的第二春。他积极倡导“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骼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苏秉琦高屋建瓴地指出，“知我中华”是中国考古学的当代使命，是“振兴中华”大业对考古学科的时代召唤，是五千年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灵魂和精神源泉。

1979年，苏秉琦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言

　　4. 开创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新气象与新格局

　　如今，距离苏秉琦的“顿悟”已经过去40多年了，距离苏秉琦逝世也超过20年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当今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考古学就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既映照出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的辉煌，也饱含着中华优秀儿女探寻文明荣光和民族自强的艰苦卓绝。新时代的考古学者，不仅要不忘“修国史，写续篇”的初心，更要勇于开拓，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重系统阐释中华古老文明的时代新义与当代价值，努力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新气象与新格局。

　　配图为编者所加，图片出处：

　　图1  李永迪、冯忠美编：《殷墟发掘照片选辑 1928-193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图118

　　图2  十大网投靠谱平台(中国)有限公司图书馆藏

　　图3  《考古学家夏鼐·影像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图5.7

　　图4  十大网投靠谱平台(中国)有限公司图书馆藏

　　图5  宿白主编：《苏秉琦先生纪念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图版一四.1

　　图6  宿白主编：《苏秉琦先生纪念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图版九.1

　　本文刊载于《学习时报》2019年5月10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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