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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考古工作坊”系列论文读后

2018-05

十大网投靠谱平台(中国)有限公司刘绪

2014年5月刘绪老师于办公室（摄影：张林）

　　七、八月，盛夏，烈日炎炎。在考古界有这样几位青年学者，他（她）们利用暑假及考古工地间歇的时间，自发组成“田野考古工作坊”，经费AA制，连续五年，冒着酷暑，到黄河中下游和江淮地区七省进行考古考察。每次考察之前，都要先明确考察目的和涉及的学术问题，并做适当的资料准备。他们白天勘察现场，观摩实物，晚上不顾每天的筋骨之劳，还要座谈讨论，交流收获。这在学术氛围比较浮躁的当下是难能可贵的。有付出就有收获，下面一组文章就是他们各自收获的一部分，我拜读之后，亦有所得，兹写出与大家分享。

2012年在山东，2013年在山西，2014年在河南

　　《试论遗址地貌的后生变化》（王辉）一文属环境考古方面，文章的重点是谈遗址本身地貌的历时变化及在聚落考古中的重要性，与常见的论述遗址与周围古环境状况的文章有所不同。显然，这是研究聚落变迁，复原聚落当时地貌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对此，文中列举一些实例进行了具体论述，相信读者阅后会得到启发，有所收获。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对遗址地貌变化关注的学者并不多，有关这方面研究成果的稀缺就是最好的说明。即使在为数甚多的考古发掘报告中，亦仅见残破不全的遗迹现象，至于局部地貌破坏了多少，当时地面的高度如何，哪怕推测性判断也甚少涉及。一道防御性壕沟，如果太窄或太浅，便失去了防御的功能，想必上部破坏甚多；一座陶窑，如果仅存火膛部分，说明其上部的窑室被全部削毁，削去的厚度少说1米左右；一座规模稍大的墓葬，如果不到1米就见人骨，那就有违古人“上勿通臭”的规矩（《墨子•节葬》），当初一定深得多，等等，类似现象还有，不遑一一列举。这都属当初地貌的变化，都需要根据现存状况进行大致复原，以贴近真实。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真正保存下来的当时的地表（或地面）也能遇到，但比较而言，更多见的是被破坏后的截面。当时的地面既已被毁无存，可以想象，当时地面上的所有设施也都随之消失，现存的聚落结构显然是不完整的，这是从事聚落考古研究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如上举仅存火膛的陶窑，也许在其附近当时的地表还建有工棚等制陶设施。总之，在探讨聚落结构与变迁时，根据遗址各方面现存状况对遗址当初地貌进行复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试论夏商周考古中“文化”概念的阶段性差异》（郜向平）一文是针对夏商周三代考古学文化内涵的不同，就各自文化的概念展开的讨论。从夏商周考古涉及的研究对象来看，愈晚愈复杂，物质文化如此，文字材料和文献材料也是如此，阶段性差异比较明显。夏与早商的研究对象接近于新石器时代，但也有不同，如这一时期出现了较多的青铜器等。晚商和西周又增加了丰富的文字材料；东周时期又有较多的文献资料不能忽略。无论哪个阶段，在用各方面材料论证某一问题时，仍有如何把握的问题。如在夏商文化分界的讨论中，因无“自认”是夏与早商的文字材料出土，西方多数学者不承认夏与早商的存在，反对把某考古学文化称为夏文化或早商文化。而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和晚商甲骨文相关内容，则认为夏王朝和早商王朝是存在的，自然，其考古学文化也是可以探讨的。但在具体论证夏文化和早商文化时，又出现了分歧，同样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所得结论却大不相同。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客观条件之外，其中方法与认识是主要方面。所以，正如本文所言，在具体研究中，对不同时期“文化”的内涵应持有清醒的认识，对不同时期史料特点的恰当评估，和对不同层面“文化”的独立研究，乃是整合研究的前提。

　　夏商文化认识的不确定性是由各方面材料决定的，方法与认识正确合理，结论则更贴近实际，但仍然达不到周代的程度。如到周代，文献记载周人灭商后大举封邦建国，而考古资料，尤其是伴出的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文献记载不虚。如北京琉璃河遗址的燕侯墓地、山西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河南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地、湖北随州叶家山的曾侯墓地，等等。虽然这些墓地所在的地区于西周早期突然出现大量周文化因素陶器，但是，如果没有青铜器铭文材料的出土，仅据陶器等考古学文化遗物来探讨国别，结论可能与夏文化探讨近同。

2016年郑洛信阳调查于郑州大学整理基地

　　《对夏商三都年代与性质的看法》（谢肃）一文所论属三代考古研究中的热门问题，其中商代二都——殷墟与洹北商城密切相关。在洹北商城没有发现之前，殷墟作为盘庚以来的都城学界基本没有分歧，上世纪末，在洹水流域的区域考古调查中，于洹北花园庄一带发现一处面积达150万平方米的遗址，并出土了稍早于殷墟一期的青铜器。发掘者将洹北花园庄遗存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我们当时认为其早段可能与河亶甲之相都有关。之后不久又相继发现了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的建筑——一号宫殿式建筑以及大城（未完工）与宫城等，遂称为洹北商城。大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是偃师商城的两倍多，兴建规模如此宏大的城邑，进一步证明这里应该是一处商代都城。洹北商城的性质，有不少学者认为是盘庚所迁之殷，传统的殷墟则是武丁所迁之都。究竟是相？是殷？现在看来，不能泛泛而论，洹北商城早、晚段各自遗存的丰富程度如何，即何者与都城的条件匹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其中早段尤为关键。比如，若宫殿与宫城的始建年代属早段，则显然超出了盘庚的年代；若宫殿与宫城的始建年代属晚段，则与盘庚的年代贴近。凡此，有待具体材料的公布。

　　文中所论夏代都城是指二里头遗址，这是近些年大家关心但又讨论不多的问题。在偃师商城发现之前，不少学者认为该遗址三期以来是成汤所建之西亳，一、二期属夏。偃师商城发现后，原来持二里头遗址西亳的学者，多数改变观点，把西亳搬到偃师商城，认为二里头遗址毁于三、四期之交（或四期早晚段之交），三期是夏桀之都，四期属废都后——成汤以来遗存。进入本世纪以来，有两个方面的新信息不支持这种看法，而是更有利于偃师商城发现之前的老观点。一是新的考古材料证明，四期并未废毁，且有新的大型建筑出现，有些方面比三期还发达，如青铜器的数量等。二是碳十四测年结果，唯有二里头三期年代与通常认为的商代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的说法相合，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都早不到此时。所以，二里头西亳之说的声音在经过多年沉寂之后，又时不时能听到了。其实，商代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的说法也是由晚及早推算出来的，商代积年究竟是多少？仍属继续探讨的问题，商代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的说法也不是最终结论。本文不受这一结论的局限，根据考古材料，同意二里头文化早晚都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从早到晚的内涵均具都城条件，而同一夏都涉及到夏代早期与晚期者有二，一是安邑（禹和桀）；二是斟鄩（太康和桀）。安邑在山西，与二里头无关，只有斟鄩与二里头发现相合。

　　《“有南之国”与西周南土的商要素——兼论晚期文献在考古学中的适用性与使用路径》（于微）一文专论与西周南土相关问题。之所以讨论西周南土，正如文章开头所言，“近年来，叶家山、文峰塔墓地的重大考古发现，揭示了周代曾国与周代“南”氏、“南宫”氏之间可能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确实如此，若说近年来周代考古之重大发现，首推湖北汉水之阳一系列周代曾国墓地的发掘，计有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和苏家垄墓地等。联系以往发掘的曾国墓葬，时代从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除缺少西周中晚期者外，包括了整个曾国的存在。其中铜器铭文所见有名号的曾侯就多达8位，即曾侯犺、曾侯谏、曾侯伯、曾侯宝、曾侯昃、曾侯、曾侯、曾侯乙、曾侯丙。如果曾穆侯不属以上曾侯，再把曾侯犺的父亲南公计算在内，则可达10位。在周代封国的考古发现中，名号明确的诸侯没有任何一国达到这么多。特别是叶家山曾侯墓的发现，确证周王朝的南土从西周初年就包括了汉水之阳，可谓周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周初广封诸侯的范围，主要是原商文化的分布地域，在周人西土之地，一个诸侯国也未分封，这已得到诸多西周封国考古材料证明。本文指出，西周南土也应与商人有关，也要注意其包含的商要素，这确是需要注意的问题。众所周知，商文化大举南下是早商时期，势力所及跨过长江达岳阳（铜鼓山）石门（皂市）一线。商人在南土的重要聚邑以汉水之阳的盘龙城为代表。可晚商以来，属南土之地的汉水之阳，发现的本阶段遗址还不多，且文化面貌不够明朗。这涉及到晚商时期，商王朝与本地的关系，也涉及到对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准确认识，需要进一步探讨。从西周初年，中原王朝再度占领这一地区，并把当时的重要人物南宫氏封在这里来看，对此地一定非常重视。

2012年山东半岛调查于莒县博物馆

　　《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聚落分布与变迁》（马赛）一文通过对周人老家——关中地区西周时期聚落考古材料按时段的分析排比，总结出聚落分布的变迁状况，并探讨了发生这一变化的社会原因。文章认为，在西周早期整个区域内的聚落数量多、分布广，这一时期应正处于西周王朝建立之初的扩张时期。但从西周中期开始直到西周晚期，关中西部地区西端的聚落逐渐衰落，收缩到岐山到西安之间的区域。关中东部地区也有类似现象发生。如此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在整个西周时期，周人在关中地区的发展呈现出从西周早期的扩张，到西周中晚期的逐渐收缩的态势。形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与周人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丧失自己实际控制的领土有关。这是基于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和进行的推断，符合实际，很有新意。

　　前面提到，周人灭商之后，对新拓疆土高度重视，大举封建诸侯。相反，对其发祥之地西土则有所忽视，一个诸侯未封。当然，这或与畿内之域有关，不封国而仅封采邑。但就西土所封采邑而言，周人也未如重视东土那样安排。我们曾注意到，西周初年周人在东土的封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如最北是召公之燕、最东是太公之齐、最南是南公之曾，而周公之鲁位居东土之中，这显然不是巧合，乃有意而为。反观西土周边的采邑，现知均属非姬姓贵族（依葬俗和铜器铭文判断，恕不详论），如西边位于宝鸡一带的伯、北边位于甘肃灵台、崇信和宁县一带的 “潶伯”（或“泾伯”）或“伯”。如本文所言，他们都是仅存在于西周早中期，之后便消失了。为何消失？迁走是一种可能，但也可能有另外的原因。

2013年南流黄河调查于石峁遗址

　　《略谈铸铜作坊的空间布局问题》（常怀颖）一文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了铸铜作坊的结构与空间布局，此文的写作应与作者曾研究过部分商周铸铜作坊，并有过发掘铸铜作坊的经历有关。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首先是讲完整的铸铜作坊应包含的配套设施，按生产流程分为四项，此外还有与生活相关的设施以及废物遗弃场所等。二是通过地层学原理，判定各铸铜设施的所属时段，这是复原作坊空间布局的前提。这一点对延续时间较长的作坊尤其重要。三是论述作坊内不同功能设施的分布规律，可根据特殊遗迹和遗物的发现予以推断。如澄泥与制范设施可能距水井不远；炼炉与浇铸的场所不远；有鼓风嘴出土，附近或有冶炼场所；有铜或骨质刻刀出土，附近或有制范设施，等等。在田野考古放掘中，若认识到这些规律，则便有可能很快取得重大收获。四是尽可能寻找或推测共时的活动面，以便复原同时使用的各类设施的平面分布，目的与上列第二方面近同。考虑到聚落地貌往往会发生“后生变化”，活动面被大范围保留下来的可能比较少见，所以，如果没有可靠的活动面，那么在根据保留下来的残存遗迹复原当时的活动面时，如前所述，应想到当时在活动面上可能建有相关配套设施。

　　本文是在谈铸铜作坊的问题，其实有些方面也适用于其它手工业作坊。与常见的居址和墓葬相比，手工业作坊相对较少，而能全面揭露的更少，所以，学界对各类手工业作坊的完整布局缺乏了解，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在聚落考古研究中，尤其是大型聚落，手工业作坊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门类并不单一。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东周时期铁器技术与工业的地域性差异》（林永昌、陈建立）一文根据以往对大量东周铁制品的检测结果，考察了人工冶铁技术，特别是生铁技术的流行地区，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问题。

　　依学术界传统的看法，战国时期属铁器时代，因此，有相当长时间，考古界把战国与秦汉合并，称为“战国秦汉考古”。但东周冶铁技术，如生铁技术，自其发生以来，各国的铸造是否均衡，与各国的社会发展、势力强弱有无密切关联等，则探讨较少。本文通过对大量东周列国铁制品器类与检测数据的系统排比，认为人工冶铁技术约从两周之际出现于中原地区，之后不久，生铁铸造技术也在部分诸侯国中快速传播。约自春战之际以来，生铁铸造技术以三晋地区、楚地和燕地最为多见，相对比较发达。文章同时还指出，在整个东周时期，铁兵器出现的数量远不及铜兵器多，一直都未取代铜兵器工业的生产。换句话说，生铁工业在战国时期并没有大规模用于战争或军事兵器制作，铁兵器也没有因此而令某一国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秦统一的原因，与铁兵器使用没有太大关系。战国时期生铁技术的社会经济意义，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工具和农具的制作上，目前已发现这一时期的铁器大多属于这两大类别。

　　由本文的研究结论，使我们想到了相关的一些学术问题。比如，既然战国时期铁铸农具才开始流行，那么此前的商周时期的农具主要是何材质？依考古发现，铜质农具（包括农具范）也不多，好象仍以石、骨、蚌、木质者为主。又如，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要流行于夏商周三代的主要炊器陶鬲和陶甗，约到战国晚期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取而代之的陶釜为数也不多，这很可能与铁质炊器的使用有关。

　　《白水下河遗址陶鬲的制法》（张鹏程）一文对陕西白水下河遗址瓮棺葬出土的30件陶鬲的制法进行了仔细观察研究，总结出制作工艺的类别与特征。并结合出土层位，确定了成形过程发生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文章还与其它地区大致同时的陶鬲进行了比较，发现除与山西杏花鬲略有相似外，与其它地点所见都区别较大，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陶鬲是一种特殊的器类，自裴文中和苏秉琦二先生开始研究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14年，由张忠培先生倡导，杨晶主编的《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书出版，收集论文20余篇，内容非常丰富。对一种陶器开展如此广泛的研究，这在陶器研究史上是很少见的。白水下河的陶鬲，地域特征明显，为充实陶鬲的研究增加了新的信息。

　　在当前的学术界，关注陶器制作工艺的学者不多，不少人甚至觉得型式划分与分期排队都是低层次的工作，大家的兴趣更多地投向考古材料存在的社会背景诸方面的宏观研究，称之为高层次的研究。其实，对材料本身的熟识是从事宏观研究的基础，是不可忽视的。

　　《西周至汉代出土玉琮功能初探》（汤超）一文对西周至汉代出土玉琮功能的探讨，不是孤立地就玉琮论玉琮，而是与出土背景紧密结合，即置于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探讨器物功用的最好路径。从考古资料来看，西周到汉代并不是玉琮的鼎盛期，发现比较零散，可在历史文献中，琮在这一时段却非常重要，因此，将二者结合，对其进行综合考察便显得十分必要。比如，1971年，西安联志村出土一批汉代玉器，有璧、圭、璋、琥、璜和方形玉片等，依文献记载，有学者认为方形玉片可能是琮，合起来就是“以玉作六器”之“六器”。方形玉片的形态毕竟与容易辨认的方柱状琮区别较大，若非与其它五种玉器共存，真不敢说它是琮。1980年，西安芦家口村又出土一批汉代玉器，主要器类与联志村相同，但以方柱状琮与璧、圭、璋、琥、璜相配共存，组成“六器”，由此可以证明，联志村的方形玉片应该是琮。这对认识汉代以及战国时期相同的方形玉片都有帮助，本文都有所论述。

　　文章还认为完整的“六器”，到西汉中期才出现，并与男女玉人配合用于祭祀，琮在其中很可能承担“礼地”的作用。《周礼》中“六器”的构建，很可能是一种理想化的体系，它尚未得到周代考古材料的证实，但与汉代考古发现相符。此外，通过对两周墓葬玉琮的梳理，认为两周时期的玉琮，更多地体现出敛尸、安葬的用途，其宗教、礼仪的性质并不明显，与礼书中的记载难以对应。

2011年南襄通道与随枣走廊调查淅川博物馆

　　《关于汉代彩绘陶器的思考》（余雯晶）一文是对汉代彩绘陶器经过系统研究后的总结，重点是墓葬陶器上的彩绘纹样，既有经验之谈，也有结果之论。彩绘陶出现很早，但汉代是其最流行、最发达的时期，分布范围非常广泛。针对这些特点，文章认为在研究汉代彩绘陶器时，可以运用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汉代彩绘陶器进行分区和分期，进而探讨当时的丧葬观念、社会信仰、审美追求等问题。其中社会信仰主要是神仙信仰和事死如事生；审美追求主要是用飘逸流动的线条，表达写意与神似的内容，时代特征鲜明，对后世亦产生了影响。

　　在汉代以前的东周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墓葬中彩绘陶器已经比较多见，贵族墓中尤为突出，所见纹样，与汉代彩绘陶颇多类似，二者之间无疑存在着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