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学中，福建磁灶窑与漳州窑具有特殊的地位。作为规模庞大的闽南窑场，它们各自在自己的时代中主导广阔的海外市场。它们的产品风格鲜明，与本土和海外精英市场的审美取向颇有不同。然而，这些窑场所秉持的一种质朴自由的民间美学、价格优势以及产品的实用性，使它们在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有明显差别的各地海外市场中获得持久的商业成功。也正因为这些窑场的美学与市场定位，其产品在本土流通甚少。

　　这两个窑场的学术价值，因为其产品在中国本土的有限分布和朴素风格，以及窑址分布的区域特征，而在中国陶瓷史上受到忽略。然而，它们在世界各地空间上、功能上以及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广泛的分布，使之成为考古研究中指标性的物质文化遗存。对于了解其消费地社会各阶层经济文化传统、国际贸易网络和早期全球化的发端，这两个窑业传统的重要地位是无法取代的。

　　虽然漳州窑窑址的考古发现仅有二十年的历史，其烧制时间也很短（十六世纪晚期至十七世纪中期），它重要的学术价值已经因为其产品在早期全球贸易发端之际广泛的分布和独特的地位而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认识。相比之下，磁灶窑考古发现早，生产历史久，海外巿场规模庞大，却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与认识。在中国东南沿海越窑、龙泉窑、建窑和闽南诸青瓷、白瓷窑口林立的格局中，磁灶窑绿釉产品近乎汉代作风，酱釉器则以实用为主，品项范围涵盖日常食器及货运容器。正是这些技术与设计选择，造就了磁灶窑数百年的窑业传统，以及在东南亚市场的广泛应用，因此磁灶窑成为闽南窑业中的一个重要系统。这种多样性对于观察大航海时代前后闽南窑业发生的变化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助于理解闽南窑业与景德镇等江西诸窑场共享海外新兴市场的贸易特征。

　　福建博物院与晋江博物馆合作编著的《磁灶窑址：福建晋江磁灶窑址考古调查发掘报告》是窑址研究中少数资料与研究并重的考古著作。磁灶窑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为理解闽南工商业特点提供了重要契机。本书前三章重新整理发表磁灶地区数十年来考古调查采集及发掘的第一手资料，第四章则以此为基础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第一章为磁灶窑窑区内十处窑址的调查报告。作者从磁灶窑区五十年代以来发现的二十六处年代分布自南朝至清代的窑址中，选出溪口山（南朝晚期～唐朝）、溪墘山（晚唐～五代）、印斗山（宋）、宫仔山（南宋～元）、后壁山（宋）、后山（晚唐～五代）、虎仔山（宋元）、童子山（元）、蜘蛛山（宋元）、许山（宋元）等十处代表性的窑址重新整理介绍。

磁灶古窑址分布图（vii）

　　此十处遗址中，仅溪口山窑址及童子山窑址于七十年代做过小规模试掘，其于皆仅进行过地表采集调查。遗址年代的判断，主要依据产品的器类、风格及遗址间的交互比对而成。遗址范围大者如后壁山窑址有二万余平方米，小者如蜘蛛山窑址仅有六百平方米。无论遗址大小，几乎都因现代工程而遭受严重破坏。采集标本多以窑址本地的产品为主，除了溪口山窑址及溪墘山窑址仅采集到青釉器标本之外，其余遗址采集的标本均不限于一种器类，以青釉器及素胎器最为常见。溪口山、印斗山、宫仔山、后山、童子山及蜘蛛山等窑址另有窑具出土，包括各类型的垫座、匣钵、垫圈、垫柱、垫饼等，显示出生产工艺的多元性。

蜘蛛山窑址采集素胎莲瓣纹水注（图版二七 3）

蜘蛛山窑址采集素胎莲瓣纹水注底部（图版二七 4）

菲律宾发现的绿釉莲瓣纹水注（图版一一八 1）

　　第二章为土尾庵窑址的发掘报告。土尾庵窑址位于磁灶镇岭畔村，发现于1958年，当时遗址面积广达三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四米。然而由于人为的破坏，1995年进行抢救发掘时遗址范围仅余600平方米。此次发掘共开挖四个探方，面积共约100平方米，探方已于发掘后回填。此次发掘共发现龙窑遗迹一座、各种产品及窑具。文中首先介绍土尾庵窑址的地层堆积与窑炉遗迹，而后按器型分类对出土遗物加以介绍。

　　土尾庵窑址出土了非常丰富的制品、窑具及工具。作者将其制品分为青釉器、酱黑釉器、黄绿釉及素胎器、建筑材料、模具、工具及窑具等细项加以介绍。本遗址出土的器类以日用品为主，亦有相当数量的供器及陈设器。遗物中有成品、半成品及废品，对我们了解陶瓷器的施釉、烧制等生产过程有很大的帮助。建筑材料包含瓦当、装饰板、槽板等，数量稀少。模具包括盒模、瓶模、动物模、字模等，工具包括轴顶碗、挡箍、槽形器、滑轮、陶拍及臼等，皆为部分产品的成型方式提供重要证据。窑具包括Ｍ形匣钵、垫座、垫饼、垫板、试片（火照）等，为窑址的烧制过程提供线索。

土尾庵出土素胎军持线图（图六九 6）

土尾庵出土素胎军持（图版四六 1）

菲律宾发现的绿釉军持（图版一一八 4）

　　第三章为金交椅山窑址的发掘报告。金交椅山遗址位于磁灶镇边沟村，发现于六十年代，遗址面积广达一万余平方米。此遗址于2002～2003年进行大规模抢救发掘，发掘面积共1500平方米，包含揭露四座龙窑遗迹、一处作坊遗迹及两个探沟。遗址现场发掘后并未回填，而是加以清理、维修并展示，笔者亦因此有幸亲睹窑址结构。作者于文中首先整体介绍金交椅山窑址的遗迹分布与地层堆积，而后分别介绍探沟、个别窑址及作坊遗址的地层堆积及出土遗物。

金交椅山窑址遗迹分布图（图八八）

　　介绍个别窑炉遗迹时，作者首先说明如何针对个别遗迹现场状态决定发掘策略，而后依序说明各遗迹窑头、窑室、窑门、窑壁、窑底、窑尾、出烟室、护窑墙、挡火墙、上窑路、投柴孔、砾墩、窑内堆积、窑旁柱洞等信息，辅以图片说明，使读者能直观了解窑炉复杂的整体结构。此外更重要的，本次发掘的四处窑炉遗迹均非单一窑炉，而是有上下叠压、打破关系的二层甚或三层的多层遗迹，说明历史上同一位置曾建有不只一座窑炉，或曾针对先前窑炉进行改建。这些信息对于我们认识磁灶窑业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金交椅山窑址Y2遗迹（图版七一）

　　作坊遗址的发掘是金交椅山窑址的另一重要发现。此作坊坐落于人工修整的六层平台上，存有路面、贮泥池、沉淀池、柱洞、墩、灰坑、陶缸等遗迹。如此完整的作坊遗址实属难得，有助于读者认识其产品入窑烧制之前的生产流程。出土遗物方面，金交椅山窑址内容丰富，个别脉络出土的遗物内容有所不同。主要品项包含青釉器、酱釉器及素胎器，此外也出土以垫座及垫圈为主的窑具及少量工具。作者介绍遗物类别之余，也对器物的成型过程加以简介。

　　第四章为综合讨论，焦点集中于窑业性质、年代分期、工艺技术及海内外贸易及消费情形。作者综合考察为数不多且年代较晚的文献数据以及相关的城市遗址及沉船遗址，确认磁灶窑为一大规模民营陶瓷生产中心。

　　定年方面，作者将已出版的遗物数据进行跨窑址分析，分出四个类期，使我们对于磁灶窑生产工业的发展有一完整的认识。简而言之，自南朝至宋元，考古资料不但阐明了磁灶窑生产技术的进步情形，也显出了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品项风格由本土转为传统与外来交相辉映的过程。

　　窑业技术方面，作者首先由作坊遗址的内容、工具、模具及出土成品遗物上残留的工艺痕迹等，讨论磁灶窑产品生产过程中成型、施釉、装饰等细节及其特征。其次，作者由窑炉遗迹的整体结构及窑具等信息，讨论生产流程中的烧成技术细节。以此为基础，作者进一步讨论磁灶窑的生产技术与中国其他陶瓷生产中心的关系。磁灶窑生产了许多名窑的仿制品，经由比对上林湖越窑、龙泉窑、建窑、磁州窑等著名生产中心的产品、窑具及窑炉结构与磁灶窑之间的异同，作者阐释了一个多元的陶瓷生产信息网络：部分仿制技术是模仿已知成品，部分则是窑工之间的直接交流。此外，磁灶窑业也在模仿之余开创出其自身的风格。

　　磁灶窑产品不仅供应闽南周边城市日常生活所需，更营销海外，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环。关于磁灶窑外销事业的讨论，作者提出水下及陆上考古遗址所发现的磁灶窑产品说明外销活动的年代与范围。其中水下考古的资料，以华光礁一号、南海一号、Die Breaker-Dschunke及 Die Investigator- Dschunke 等沉船中的遗物为代表。陆上考古遗址则举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及埃及等地所出土的遗物作为佐证。本报告末由庄良有、森本朝子与田中克子所补充的磁灶窑于菲律宾群岛及日本博多出土的相关信息，更加证明贸易陶瓷研究中，消费端的研究进展十分仰赖窑业考古遗址报告的出版。由此观点视之，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窑址报告，不但有助厘清磁灶窑在中国窑业体系中的地位，更嘉惠全球的海外研究者，影响深远。未来若能以其他语言出版，想必更能破除学术上的语言藩篱，增加磁灶窑研究的影响力。

童子山窑址采集青釉褐彩盆（图版一三）

日本博多遗址出土的磁灶窑青釉褐彩盆（图版一二四）

日本博多遗址出土的磁灶窑青釉褐彩盆（图32）

　　本书对于元代以后磁灶窑的发展不加着墨，只称元代以后磁灶窑产量锐减，转生产粗器。对于研究后续海洋贸易网络的研究者而言，实属遗憾。明末海禁解除以后，闽商活跃于东亚及东南亚海域，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影响极为深远。各贸易活动遗址出土的考古遗物中，除了青花瓷之外，亦有数量可观的釉陶器皿，这些产品可能来自磁灶地区，也可能来自明初开始发展的大陆东南亚窑业。

　　另外，材料科学分析的部分，本报告只有在金交椅山窑址的部份提供少数标本的主要元素信息，忽视微量元素在相关朔源研究中的重要性，对于科学测试的方法亦未交代说明，这些都限制了读者对于相关信息的解读与利用。笔者衷心期待未来磁灶窑相关研究能着重其晚期发展，并提供更详实的成分分析数据，以利与其他海外窑址产业进行比较研究。

　　闽人自古以海为田，曾于磁灶窑址挥汗作业的无名窑工，实是世界体系下的一环。《磁灶窑址：福建晋江磁灶窑址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一书，非光是一本单纯呈现数十年各考古团队心血结晶的考古发掘报告，而是一本视野宏大，试图将生产--运输--消费连成一线，超越省界与国界，极具全貌观的考古学研究著作。此外，本书对于遗址保存情况的说明，亦提醒读者中国在近年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对于文化遗产的保存与研究实事不宜迟。对于未来其他窑址研究的出版而言，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优质的范例。

（原文刊载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10月4日第4版，经作者授权转载，图片为编者配。）

编辑：陈    冲

排版：刘逸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