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重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话题，并直接催生了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背负着重建古史的重任踽踽独行，缔造辉煌。那么，近代科学考古学的缔造者傅斯年对于考古学与古史重建持何种态度，无疑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阅读《傅斯年全集》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对此问题获得若干较为清晰的认识。[1]

一、“无中生有”地创业

史语所本是“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创建史语所之目的，不仅是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更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如果追溯起来，傅斯年的这一理想当缘于他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极度不满。他在公司求学阶段，就曾著文列举中国学术的七大弊端，以及由此弊端而形成的“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阴阳学术、偈咒文学”[3]。因此，年轻的傅斯年对“国故”、“国学”甚为不屑，迫切希望能有专门机构来建设科学的新学术：

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4]

自然地，傅斯年很早就萌生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学问的念头，他说：

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5]

可以说，年轻时代的傅斯年对“科学”的崇拜近乎于迷信，以至于一度对公司“哲学门隶属于文科之制度，颇存怀疑之念”，认为研究哲学者必须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并上书蔡元培董事长力请“使哲学门独立为一科”，全校设置由“文、理两科”，“变作哲、理、文三科”。[6]

1919年12月26日，傅斯年由北京出发去上海，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留学。[7]他自述留学动机和计划是：

我将来要专那门科学，现在还不会定。但以心理学为心理的、社会的科学之根源，我至少以三年的工服去研究它。在研究它以先，去研究动物学、生理学、数学。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8]

王汎森据此分析，傅斯年在英国求学的“主要目标是一方面摒弃代表着中国思维方式的模棱两可、过于笼统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同时运用一些实验的、观察的和数理分析的方法探求人类思想的深层”。[9]

傅斯年这种无畏的、不功利的探求，当然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仅在于他对科学的信奉，更在于早早就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即“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10]他后来曾经有过这样的自我评价：

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若为政府persecuted，也还如是，惜乎其不然也。……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11]

那么，在寻找到“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之前，傅斯年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古史呢？在公司求学期间，傅斯年曾著文认为：

周平王东迁以前，世所谓唐虞三代，此时期中，虽政治不无变化，而其详不可得闻，既无编年之史（《竹书纪年》不足信），又多传疑之说（夏殷无论，即如两周之文王受命，周公居东，厉王失国诸事，异说纷歧，所难折衷）。惟有比而同之，以为“传疑时代”。盖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也。[12]

以周平王以降为中国信史的开端，这种观点不可谓不激进，但也恰好凸显五四时代的社会风尚。对于信史之前的神话传说，傅斯年的判断是：

就中国论，古来一切称帝之神王皆是宗神（tribal gods），每一部落有其特殊之宗神，因部落之混合，成为宗神之混合，后来复以大一统思想之发达，成为普遍的混合。《尧典》所载尧廷中诸人，……其来源皆是宗神，即部落之崇拜。后来或置之于一堂，或列之于多系，其混合方式要不出于战伐的，文化的，思想的。两民族或两部落攻战之后，一败一胜，征服人者之宗神固易为被征服者所采用，有时被征服者之宗神，亦可为征服人者所采用。文化高者之宗神固可为文化低者因文化接触而采用，有时亦可相反，本非一系一族之部落，各有其宗神，后来奉大一统思想者，亦可强为安置，使成亲属。此等实例累百累千，世界各地之古史皆有之，不以中国为限矣。[13]

在欧洲七年间，傅斯年的学习和生活状态给人以“杂乱、颓放”之印象，但这种散漫的治学方式却令他最终成长为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的设计师。[14]在他的留学后期，傅斯年对于中国古史已有了新的认识。在他给顾颉刚的论古史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以下看法：

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这两之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谬物事，如今文家经世之论等。[15]

这等于是昭示了数年之后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所实在是一种必然。他同时又对古史中的具体问题发表了看法：

禹、舜、尧、伏羲、黄帝等等名词的真正来源，我想还是出于民间。除黄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尧，我拟是唐国（晋）民间的一个传说。舜，我拟是中国之虞或陈或荆蛮之吴民间的一个传说。尧、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时）。颛顼为秦之传说，喾为楚之传说，或即其图腾。帝是仿例以加之词（始只有上帝但言帝），尧、舜都是绰号。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称其神与传说；其后以互相流通而传说出于本境，迁土则变，变则各种之装饰出焉。

二、“史学即是史料学”

1927年，傅斯年结束了七年的欧洲职工活返国。甫一回国即就任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在《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傅斯年第一次吐露了他对未来的心声：

现在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设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给予我们以研究工作，我们对于这个机关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16]

在这里，傅斯年揭示了重建中国语言历史之学的三个重要途径——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民间去采风，统而言之，就是“要实地搜罗材料”。这就难怪一年之后，他创办中研院史语所，大声疾呼“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了：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最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都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17]

这一时期，傅斯年在不同场合反复阐述这一观点，如他向中央研究院报告本所工作时就说：

此项旨趣，约而言之，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18]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也作如是说：

研究所的宗旨，一、到处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可行付给之工具）整理材料。其事业：一、助有志此项研究之学者；二、继续已动手之工作之进行（有他处已动手，而力不足遂止者）；三、自己创始几件合众力方可成功的工作；四、训练若干有新观点、用新方法之少年工作者（我们都算在老年列里）；五，为全国同趣味之人创一个刊印研究结果，并奖励机关。此必我兄所赞同也。[19]

或曰：

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20]

这一阶段，傅斯年不仅以“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来要求史语所同仁，他本人在研究中也身体力行，注意践行这一宗旨。同在1928年，傅斯年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就单列有“史料论略”一节，专门讨论史料的性质与整理，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史语所创办初期他的史学观点：

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至于专利用已有的间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陈出新找到许多很有关系的事实者，则为顾颉刚先生之《古史辨》诸文（多半尚未刊印）。[21]

随着时间的推移，傅斯年对于史料和史学的认识更趋成熟。1933年，傅斯年在执掌史语所的同时也在公司历史系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课程，并为此编写了同名讲义，系统阐述了他的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方法。[22]该讲义凡七讲，分别是：

第一讲  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

        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

        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

第二讲  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

第三讲  统计方法与史学

第四讲  史料论略

第五讲  古代史与近代史

第六讲  史学的逻辑

第七讲  所谓“史观”

可惜讲义已无完稿，仅存第四讲“史料论略”，但恰好可以体现傅斯年的史学态度。在该讲的开首，傅斯年即阐述了以下三点：

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所以傅斯年在课堂上告诫员工，“史学就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就成为了史语所的立所之纲，而在傅斯年眼里，考古学恰好就是符合这两项标准的新学问。傅斯年说：

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份，这个部份与其他部份不同，因其与自然界有关；与地质学是不能分开的，如离开了地质学，考古学就失其效用，考古学就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考古学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

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不比现代材料，多可注意于人事方面，因为文化史，特别是古代史的着意点，不是单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东西去研究，固然有相当的结果，所得究竟有限，况其物的本身，间有可怀疑之处，所以应当注重整个的观念。[23]

待史语所殷墟发掘开始之后，傅斯年更是对考古学充满了自信：

吾等所敢自信者，为近代科学的考古方法。故以殷墟为一整个问题，并不专注意甲骨等。满意工作经若干年，为中国古史解决若干重要问题，为中国史学争国际的地位，故李济、董作宾先生等在场工作，方法求其至细，工具求其至精，记录求其详尽。近代考古学之殊于传统的古器物学处，即在问题之零整，记录之虚实，目证之有无。[24]

傅斯年坚信殷墟发掘对于重建殷商古史乃至理解整个中国上古史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殷墟发掘后不数年，傅斯年就把可信的古史上推到殷商时代：

中国史之起点：据传说在五千年以前，然舍神话及传说而但论可征之信史，实始于殷商之代，唐虞夏后，文献不足征也。[25]

他后来更指出：

古史者，劫灰中之烬余也。据此烬余，若干轮廓有时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亦多矣。以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既违逻辑之戒律，又蔽事实之概观，诚不可以为术也。今日固当据可知者尽力推至逻辑所容许之极度，然若以或然为必然，则自陷矣。即以殷商史料言之，加入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年前流行之说，如“殷文化甚低”、“尚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虚造”等见解，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如何，则“殷因于夏礼”者，不特不能断其必无，且更当以殷之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入于历史为例，设定其必有矣。夏代之政治社会已演进至如何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26]

从员工时代坚持“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到主张“可征之信史，实始于殷商之代”，再到相信“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其间的变化不可谓不大，而这一切显然都拜考古学之赐。

但最可玩味的是，傅斯年固然希望史语所诸同仁能够“动手动脚”找来新史料，但他在重视出土材料和明清内阁档案等“直接史料”的同时，其实并不轻忽传世文献这类“间接史料”，而且强调两者颇可相互发明。

首先，傅斯年认为“间接材料”是研究者理解“直接材料”必不可少的知识背景。他说：

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他，金文更讲不通。……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

反过来，傅斯年也主张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的“校正”作用：

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27]

傅斯年对“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的区分，可以说是颇具“二重证据”的意味，而这也是傅斯年一直以来秉持的态度。如早在1926年，他读到顾颉刚的《古史辨》时，即与胡适谈到：

颉刚的《古史辨》，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同类的思想，我也零零碎碎的以前想到几条，只是决不会有他这样一体的解决（系文题）。这一个中央思想，实是亭林、百诗以来章句批评学之大结论，三百年中文史学之最上乘。由此可得无数具体的问题，一条一条解决后，可收汉学之局，可为后来求材料的考古学立下一个入门的御路，可以成中国……之结晶轴。[28]

所以，傅斯年并不是要简单地抛弃间接史料，而是希望能够找到处理这类史料的科学方法——比如顾颉刚的《古史辨》方法。而在1932年出版的《东北史纲》第一卷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两类史料的运用方法：

一、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

二、以神话之比较为工具，已足证明历代之东北部族与开中国历史之朝代有密切之关系。

三、以殷商朝鲜肃慎等地名之核比，知在中国史之初期中，渤海两岸是一体。

四、更以诸史所记东北部族之习俗生活等，知其与所谓“汉人”有一共同的基本成分，转与漠北之牧族，西域之胡人，截然不同。

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此系近代科学寻求所供给吾等之知识，有物质之证明，非揣测之论断。[29]

傅斯年重视史料，自然是为了写出新的科学的古史。1934年，傅斯年在公司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一课，从他拟定的课程纲要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傅斯年对中国上古史的整体理解及著史方式：

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以办理下列各问题：（1）地理与历史。（2）古代部落与种姓。（3）封建。（4）东夷。（5）考古学上之夏。（6）周与西土。（7）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8）战国之大统一思想。（9）由部落至帝国。（10）秦汉大统一之因素。[30]

以“新获知识”和“经典遗文”来整理古史，其实是傅斯年一以贯之的态度。然而，傅斯年虽于史语所有创立之功，但无奈他“非官非学”，“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其自由支配的时间，所以很难将他的理念真正付诸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来。[31]所幸的是，傅斯年选定了李济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这位远离政治、心无旁骛的学者在实际上组织实施了该所古史重建的使命。

李济以1928-1937年间总计15次的殷墟发掘为基础，从萌生构建“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之愿望，到完成《安阳》的撰述并发愿编著《中国上古史》，前后历经半个世纪。殷墟十五次发掘缔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的一个辉煌，它不仅将可信的古史前推至商代晚期，更呼应了傅斯年当年发出的让“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呐喊。但客观地说，就整体而言，古史重建的结果依然差强人意，距离傅斯年的期望必然很遥远。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要感慨，倘若没有傅斯年的遽然离世，也没有政治上的区隔让李济过早地淡出考古第一线，中国古史的重建工作又该是如何的一番景象呢？

本文节选自《考古学与古史重建》，载何驽主编《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