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进

（2020年7月26日于安吉）

《资源与社会：以商周时期铜器流通为中心》是黎海超的博士论文。现在即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正式出版，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我作为他的导师，感到欣慰的同时也稍有些不安。欣慰的是他辛苦多年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肯定，并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即正式刊布。不安的是我觉得现在出版稍显仓促，文字的推敲、插图的编排、观点的斟酌等方面都还可以再花些功夫，完成得更好一些。无奈在当今追求高效率、高产出的社会潮流下，要让青年学者再保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耐心，似乎也是一件不太合情理的事。好在来日方长，待书出版之后，应当可以得到更多同行的批评意见，那时再择善而从，作进一步的完善，亦不失为一种精进学问的途径。

黎海超的博士论文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考虑到他本人的学业背景和研究兴趣。他在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奠定了比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硕士论文在张昌平教授的指导下，以商周时期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题，进行了比较完整的个案研究（《金道瓷行-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因此，除了对商周时期南北方地区的考古材料（包括青铜器）比较熟悉之外，也树立了比较明确的学术目标，继续深化已经开始的关于商周时期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和互动研究当是他的兴趣之所在。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我也正计划启动“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带的形成与发展”课题，试图以“资源与社会”的关系为主要切入点，对“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带”形成的原因进行稍微系统、深入一些的讨论。这一点恰好和黎海超的学术目标也比较吻合。在和他多次讨论沟通之后，最终确定了论文的题目，即《资源与社会：以商周时期铜器流通为中心》。

要完成这样一篇博士论文，仅凭他原有的专业训练和知识储备显然还不够，为此，在阅读、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实地考察观摩青铜器之外，还专门安排他参加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铜陵市夏家墩和神墩遗址的发掘（附近还有师姑墩遗址），这几处地点不仅紧邻铜陵的铜矿带，而且均与早期铜矿的冶炼及铜器铸造相关。我想，这次田野考古工作对他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论文的基调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弥补研究过程中技术和方法的短板，利用公司和牛津大学校际交流的关系，在国家教委留学基金的资助下，于2014年派遣他赴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跟随马克·波拉德教授和杰西卡·罗森教授学习科技考古方法及西方考古学理论。一年的学习，不仅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而且还初步掌握了铜器样本检测的工作技能和冶金考古的分析方法，为他后来从样本采集、检测分析到数据运用等一系列相关的作业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在论文框架大体形成之后，根据研究涉及的问题，又赴全国各地采集了大量的铜器样品（限于时间及其他原因，尚未能采集到理想状态的样本量），并在崔剑锋教授（科技考古领域的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相关的科技分析工作，这部分内容也可以说是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依据。论文完成后，于2016年顺利通过了答辩，并得到了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还获得了公司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毕业之后，黎海超根据答辩委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对论文又做了认真的修改。现在呈现给各位读者的就是这篇论文的终稿。

众所周知，资源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族群（或国家）所面临的获取、支配资源的形式或有差异，但都至关紧要。具体到商周时期，涉及国之大事的“祀”与“戎”都与铜矿等金属资源密不可分，因此，关于该时期铜矿的开采、冶炼、流通及铸造等问题的研究受到了不同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取得的成果亦可谓丰硕。该书是黎海超在汲取前人研究方法、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完成的一项新成果。

中国考古学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在基本完成建构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的任务之后，正迎来重要的转型期。从方法论层面，新技术的应用和跨学科的研究正成为当今考古学研究的主流；从学科目标层面，“透物见人”再被提上议程，籍由考古学文化的途径，进而深入讨论历史、社会层面的诸多问题已成为多数考古学者的研究取向。从这两方面看，黎海超不仅都有认真的思考，而且还做了很好的实践。鉴于目前科技考古与传统考古之间仍存在“两张皮”的现象，他主张理想状态的科技考古研究仍应以考古学问题为导向，再针对所提出的问题采取相应的科技手段去解决。基于这样的理念，在研究铜器生产体系的过程中，先依据铜器的文化特征、生产特征建立考古学分类，再针对性的采样分析，建立原料类型的标准，再通过 “考古类型”和“数据类型（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的对比研究，讨论铜器所用原料的来源及生产和流通情况，比较有力地增强了所得结论的可信度。我认为这也是迄今为止科技分析方法在该领域研究中比较理想的一项研究个案。

该书提出的新观点比较多，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他对商周时期青铜资源流通模式的讨论。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铜器类型、风格、组合、铭文等内容，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对铜器的生产和流通问题一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作者对铜器的“生命史”，即从采矿、冶炼、铸造、生产、流通到使用的各环节都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重点选择多组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出土青铜器进行综合分析，提出了商周时期青铜资源流通模式变化的三个阶段，即：商代前期的“筑城聚珍”模式，商代后期的“器料官营”模式和西周时期的“授命分器”模式。铜的获取和流通及铜器的生产及流通方式是否如确如作者所言，似乎尚可讨论，重要的是论文通过大量的证据所揭示出三个不同时期铜器的形态特征、技术水平和金属成分所反映的差异现象，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继续追踪、探究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将是作者或其他同仁可以选择的新课题。

作者在书中还将他曾经对商周时期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研究成果融入资源流通体系的构建之中，不仅丰富了资源流通的内容，也为他提出的不同阶段流通模式的变化增加了有力的旁证。

作者在完成了“资源流通体系”的构建之后，进而讨论了王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观点。例如，他认为盘龙城是一处具有资源转运中心功能的城邑，在盘龙城废弃后，长江流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关联反应，本地土著文化兴起，形成了以三星堆、宁乡、新干（吴城文化）等为代表的若干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族群）。这些地区与殷墟之间形成了新的资源流通模式。与此同时，商王朝内部也出现了聚落结构和礼制系统的重大变化。这些认识对于宏观把握商文明的结构及发展演变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资源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问题，这个问题既大且复杂，既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我们即便只是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某一时段、某一区域（如同本书），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也绝非易事。该书虽然在基础性材料、研究方法及理论依据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补充、修正和完善，但我相信，黎海超的这项研究是一次极其有益的尝试，其意义当不限于商周考古本身，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和观点，对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也当会有所启示。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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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博士在读期间与徐天进老师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