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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粹英以咀华，集众“闲”而博雅 ——记“闲事与雅器：宋人的生活与器用”学术论坛

2016-03

　　2月27日，为配合在公司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的“闲事与雅器——泰华古轩藏宋元精品”展，十大网投靠谱平台(中国)有限公司与香港泰华古轩联合策划，举办了“闲事与雅器：宋人的生活与器用”学术论坛。海内外一百六十多名知名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有关宋人清雅生活的宏观意念和精微细节。

　　本次学术论坛，主办方“焚香扫径，静待佳客”，而公众的响应也极为热烈，众多学人、学者和文化爱好者前来参加。整场论坛既作为学者们探讨宋代社会经济的盛会，也成为公众考古的飨宴，可谓是“拮粹英以咀华，集众‘闲’而博雅。”

　　与会学者及听众

　　徐天进教授

　　论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共有八位学者登台发言。上半场由十大网投靠谱平台(中国)有限公司教授、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徐天进主持，公司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小南教授率先作了《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的演讲，对宋代文人的生活圈与生活的氛围与环境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邓小南教授认为，从宋代文人生活圈的形成上，与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社会形势密不可分；宋代作为“近代文化的滥觞”，其文化特点体现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等不同方面；而文人群体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以及艺术品味的多元，使得宋人生活中变得一体多面，雅俗相依。

　　邓小南教授

　　日本茶道家、茶道家文化团体芳心会主席、艺术总监木村宗慎先生作了《何谓“侘”——日本茶汤的价值观:“市中山居”与“胸中山水”》的演讲，由中国装饰杂志社编辑刘晶晶女士翻译。木村先生向在座的学者和社会公众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茶汤文化”。“茶汤文化”以从中国传入的饮茶习惯与“唐物”文物为母体，在本土（日本）历经发展、实现了独特的自我深化。中国美术品（艺术品、工艺品）在日本历来备受器重，饮茶在日本加入了更广泛的意境，人造的茶室对应自然的景观，并在宁静的饮茶中生发出胸中的山水，中日两国均历久而养成了好饮茶、崇尚“美”的习惯，两者之间各有特点，相互不同，唯有知其异，才能更加深入地相互尊敬与理解。木村先生表示，无论“市中山居”还是“胸中山水”，与客人一起分享茶道的审美体验，在中日两国的茶事中是共通的。最后，木村先生以“茶与美是中日两国相互理解与尊敬的桥梁”作结，引发现场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木村宗慎先生，刘晶晶女士

　　随后论坛进入茶歇环节，由日本芳心会、泰华古轩与公司茶学社等团体组织茶人奉茶。茶歇过后，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前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林业强先生主持。中华学社社长、香港非物质文化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教授作了题为《啜英咀华：宋人点茶的视觉美感追求》的演讲，对宋代的点茶过程进行了详细地考证，用生动而风趣的语言将宋人精致的茶事一一道来。宋人在茶事上的追求重点在于“茶色”。相较于“茶香”与“茶味”，茶在视觉上的美感成为评判茶叶品级好坏、点茶水平高低的核心标准，为此不惜部分的牺牲香、味。随后福建省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馆长余闻荣做了《< 茶经>炉釜解读与唐宋茶事煮水器名物考辨》的演讲，利用传世品以及考古材料中出现的茶器为资料，结合《茶经》和唐宋文献的记载，考证了唐宋茶事所用器物，明确了唐宋“煎茶”与“点茶”的区别，对茶器的源流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郑培凯教授

　　余闻荣馆长

萧翼智赚兰亭图局部

斗茶图

台北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藏唐代石制茶具

　　下午的论坛首先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尚刚教授主持，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扬之水女士作了题目名为《两宋茶事之一：茶燎担子》的演讲，从宋代世俗生活的层面上，对普通民众的饮茶方式进行了说明。“茶燎担子”是在宋代民众出行时，用来烹茶的器具。但是宋代“雅俗相依”的饮茶文化下，从皇帝到士大夫再到地方缙绅，“茶燎担子”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以此作为门径，扬之水老师为在座的观众呈现出两宋茶事的种种细节和宋人生活的闲情逸趣。随后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美术工艺学部的森达也教授作了《日本人收藏宋元陶瓷的历史》的演讲。沿着历史的脉络，结合同时期日本文献和相关考古发掘，森达也教授为现场听众介绍了不同时期与地点在日本发现的重要中国瓷器。森达也教授特别提出，元代已停烧的建窑黑釉盏，14世纪以后在日本大量出现，日本国内传世品中也多有曜变精品。这可能与中国在明代饮茶方式变为冲泡式，而日本仍继承宋代的点茶法有关。建盏作为适合点茶使用的器皿，也因此作为中日朝贡贸易中一种特殊的瓷器品种，被大量带往日本。

　　扬之水研究员

　　森达也教授

日本藏8件国宝级中国瓷器

日本藏寺庙传世品

MIHO MUSEUM蔵曜変天目

　　随后的论坛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研究员主持。十大网投靠谱平台(中国)有限公司秦大树教授为大家奉上《宋元花瓶的形态、组合与文化功能探析》的精彩演讲。秦大树教授结合历史文献、墓葬壁画、考古发现和传世的陶瓷与绘画等多种材料，考察了宋代不同种类花瓶的源流及其特点。宋元时期材质不同、造型多样的花瓶折射出丰富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瓷瓶多由晋唐宗教、日用壶罂沿用而来，用作花瓶时加以美化和改进，计有高矮两式梅瓶、胆瓶等，宋代又根据花事的需要，创制了专用的花瓶，主要有花口或卷沿的长颈瓶、盘口直颈瓶和纸槌瓶等样式，代表了其时繁盛花事中对器具随宜选用，寓雅于俗中体现的精致与风雅。而铜瓶及仿古铜器的瓷瓶则自上古、秦汉礼器尊彝追摹而成，分为温壶、贯耳壶、环耳壶和花觚等，可视为宋以来于仿古中求创新的社会风气的物象表达。这类花瓶从使用古代实物，到制作仿品，进而扩展到陶瓷等质料，体现了人们对这些古代器物造型和纹样的喜爱，真正是一种深入人心的品味。样式繁多的花瓶，体现了循古适今的观念，承载了雅俗共赏的时代审美取向。花瓶在使用中不断扩展其使用功能，逐步参与到了奉祀神祗、祭奠先人的庙堂供香中。此时花瓶常与香炉相合，瓶炉之事，插花品香；或一炉二瓶，用于神祗、祖先的祭祀供养，或四般闲事，充作文人雅士的书斋清赏。